陶渊明《咏荆轲》赏析：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发布时间：2022-11-26 06:12:39作者：普贤行愿品念诵网
陶渊明《咏荆轲》赏析：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陶渊明《咏荆轲》赏析﹙一﹚
文/ 赵其钧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①。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②。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③。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④。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⑤。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⑥。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⑦。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⑧。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⑨。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⑩。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⑾。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⑿。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⒀。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⒁。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⒂！
【注释】
①燕丹：燕太子名丹。士：指春秋战国那些诸侯的门客。赢：秦王姓嬴氏。强赢：指秦国。这两句是说燕太子丹喜欢供养门客，用意在向秦王报仇。
②百夫良：能抵抗百人的良士，另一种说法认为是百人之中最雄俊者。岁暮：晚年，或年深日久。荆卿：即荆轲，卿是尊称。这两句是说燕太子丹招募勇士，年深日久得到了荆轲。
③君子：指荆轲。死知己：为知己者而死。燕京：燕国的都城。这两句是说荆柯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手持宝剑离开燕京去为燕太子丹报仇。
④素骥：白马。广陌：大道。我：荆轲自称。这两句是说白马在大道上长啸，燕太子丹等人慷慨送行。
⑤危冠：高冠。长缨：系冠的丝带。这两句是说荆柯怒发冲冠、猛气动缨。
⑥饮饯：饮酒送别。易水：源出河北易县西，东流至定兴县西南入拒马河。四座：周围座位。这两句是说在易水上饮酒送别，周围坐的都是英豪。
⑦渐离：高渐离。筑：古乐器名，象答，十三弦，颈细而曲，用竹敲打。宋意：燕国勇士。这两句是说高渐离击筑，宋意高歌。
⑧萧萧：风声。淡淡：同澹澹，水动摇的样子。荆轲出发时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这两句是说悲风萧萧，寒波澹澹。
⑨商、羽：都是音调名。古代乐调分宫、商、角、征、羽五音，商音凄凉，羽音慷慨。这两句是说筑奏商调人们都为之流涕，奏羽调人们则慷慨震惊。
⑩这两句是说心中知道此去必死，但可传名于后世。
⑾盖：车盖。飞盖：车奔驰如飞。秦庭：秦的朝廷。这句和上句是说荆轲登车飞驰去秦，连头也没回。
⑿凌厉：奋勇直前的样子。逶迤：迂曲长远的样子。这两句是说奋勇直前飞越万里路程，迂回曲折经过上千座城镇。
⒀图：指荆轲所献燕国督亢地图。穷：尽。事：指行刺之事。豪主：指秦始皇。怔营：惶惧。这两句是说地图舒展到尽头，行刺的事自然发生了，秦始皇当时非常惊恐。
⒁剑术疏：剑术不精。奇功：指刺杀秦始皇的事。
⒂其人：指荆轲。余情：生气。这两句是说荆轲虽然死了，但他的精神却流传千古。
【赏析】
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慨，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慨，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
陶渊明《咏荆轲》赏析﹙二﹚
文/ 佚名
清代大诗人龚自珍在《己亥杂诗（第一百二十九）》中云：“陶潜诗喜说荆轲”.其实，现存的《陶渊明集》中，咏荆轲诗公此一首。因为此诗以较长的篇幅，笔酣墨饱地歌颂了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荆轲的侠义精神，所以给龚自珍留下了“陶潜诗喜说荆轲”的深刻印象。又因为此诗与陶诗中的《读山海经》组诗里的“夸父诞宏志”“精卫衔微木”诸篇，一反诗人的那种冲淡静穆的“田园诗”的风格，显出“金刚怒目”的另一种神态，透泄出诗人心系功业、壮怀激烈的另一种怀抱，所以这种“猛气充长缨”的“商”“羽”之声，尽管在陶渊明复沓吟唱的田园牧歌中仅是偶露峥嵘的变“徵”之音，但却特别移人视听，动人心魄。宋代的老夫子朱熹早从陶渊明的此类诗作中窥出诗人的潜在心声。他在《朱子语类》中指出：“渊明诗，人皆说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
荆轲刺秦，事见《史记·刺客列传》。此诗虽以《史记》的记载为本，叙写了刺秦的整个始末，但诗的重点显然是在易水壮别的场面上。诗的前四句写荆轲受知于燕太子丹，受命除暴扶弱，报仇雪耻。“招集百夫良，岁暮得到卿”,从“善养士”的燕太子丹的角度，烘托出荆轲是百里挑一、得之不易、可托重任的豪侠之士，为荆轲的出场作了必要的铺垫。自“君子死知己”以下在“且有后世名”的长达十六句的主要篇幅用于铺写易水壮别、慷慨赴义的动人场面。诗中用“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的夸张性的外观情态的描写，揭示出荆轲嫉恶如仇，壮怀激烈的内在精神。“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的对句，巧由“风萧萧兮易水寒”化出，强烈地泻染了荆轲慷慨赴死的悲壮气氛。“心知去不归”脱胎于“壮士一去不复还”,但将送行者的唱词变为荆轲的内心独白，并缀以“且有后世名”一句，这便从人物的心理内涵中显现了豪侠之士轻生死、重名节的凛然气慨，预示了“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剧结局。易水壮别，作为全诗的重心，写得有声有色，气氛浓重，情景如见。清人张潮对此品评道：“写壮士，须眉如画，状易水，萧森之气凄然。”
接着，诗人以精炼的笔墨叙写荆轲的飞盖入秦和秦庭一击。由于这是一次奇功未成的失败之举，所以便无必要绘声绘声地实写行刺的细节，诗人着力表现的仍是荆轲在燕入秦途中的那种“登车可时顾，飞盖入秦庭”的迫不容缓、义无返顾的慷慨赴死气概。
最后，诗篇以四句深沉感叹托意作结。惋惜之余，表达出由衷的钦慕。“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荆轲刺秦，事隔千载，诗人“余情”绵绵，感慨良深。结语看似平淡，但平淡的抒怀之语，以其隐约的弦外之意，传达出诗人沉潜的豪放这情，千载之后，仍持续不断地引起知音者的心灵共振。清人蒋薰评论此诗说：“摹写荆轲出燕入秦，悲壮淋漓，知浔阳之隐，未尝无意奇功，奈不逢会耳，先生心事逼露如此。”（见《陶渊明诗集》卷四）龚自珍读了此类陶诗，窥知了他那“猛志固长在”的“心事”,迳以“卧龙”诸葛亮比拟陶潜，作诗曰：“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枯菊高，莫信诗人竞平淡，三分梁甫一分骚”（《己亥杂诗（第一百三十）》）。鲁迅先生从《咏荆轲》这类诗作中，看出了陶渊明“金刚怒目”式的另一种形象，指出“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我们认为，陶诗中呈现出的冲淡静穆和金刚怒目的两副两孔，其实就是儒家恪守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的两面映现。
文/ 赵其钧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①。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②。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③。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④。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⑤。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⑥。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⑦。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⑧。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⑨。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⑩。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⑾。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⑿。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⒀。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⒁。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⒂！
【注释】
①燕丹：燕太子名丹。士：指春秋战国那些诸侯的门客。赢：秦王姓嬴氏。强赢：指秦国。这两句是说燕太子丹喜欢供养门客，用意在向秦王报仇。
②百夫良：能抵抗百人的良士，另一种说法认为是百人之中最雄俊者。岁暮：晚年，或年深日久。荆卿：即荆轲，卿是尊称。这两句是说燕太子丹招募勇士，年深日久得到了荆轲。
③君子：指荆轲。死知己：为知己者而死。燕京：燕国的都城。这两句是说荆柯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手持宝剑离开燕京去为燕太子丹报仇。
④素骥：白马。广陌：大道。我：荆轲自称。这两句是说白马在大道上长啸，燕太子丹等人慷慨送行。
⑤危冠：高冠。长缨：系冠的丝带。这两句是说荆柯怒发冲冠、猛气动缨。
⑥饮饯：饮酒送别。易水：源出河北易县西，东流至定兴县西南入拒马河。四座：周围座位。这两句是说在易水上饮酒送别，周围坐的都是英豪。
⑦渐离：高渐离。筑：古乐器名，象答，十三弦，颈细而曲，用竹敲打。宋意：燕国勇士。这两句是说高渐离击筑，宋意高歌。
⑧萧萧：风声。淡淡：同澹澹，水动摇的样子。荆轲出发时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这两句是说悲风萧萧，寒波澹澹。
⑨商、羽：都是音调名。古代乐调分宫、商、角、征、羽五音，商音凄凉，羽音慷慨。这两句是说筑奏商调人们都为之流涕，奏羽调人们则慷慨震惊。
⑩这两句是说心中知道此去必死，但可传名于后世。
⑾盖：车盖。飞盖：车奔驰如飞。秦庭：秦的朝廷。这句和上句是说荆轲登车飞驰去秦，连头也没回。
⑿凌厉：奋勇直前的样子。逶迤：迂曲长远的样子。这两句是说奋勇直前飞越万里路程，迂回曲折经过上千座城镇。
⒀图：指荆轲所献燕国督亢地图。穷：尽。事：指行刺之事。豪主：指秦始皇。怔营：惶惧。这两句是说地图舒展到尽头，行刺的事自然发生了，秦始皇当时非常惊恐。
⒁剑术疏：剑术不精。奇功：指刺杀秦始皇的事。
⒂其人：指荆轲。余情：生气。这两句是说荆轲虽然死了，但他的精神却流传千古。
【赏析】
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慨，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慨，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
陶渊明《咏荆轲》赏析﹙二﹚
文/ 佚名
清代大诗人龚自珍在《己亥杂诗（第一百二十九）》中云：“陶潜诗喜说荆轲”.其实，现存的《陶渊明集》中，咏荆轲诗公此一首。因为此诗以较长的篇幅，笔酣墨饱地歌颂了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荆轲的侠义精神，所以给龚自珍留下了“陶潜诗喜说荆轲”的深刻印象。又因为此诗与陶诗中的《读山海经》组诗里的“夸父诞宏志”“精卫衔微木”诸篇，一反诗人的那种冲淡静穆的“田园诗”的风格，显出“金刚怒目”的另一种神态，透泄出诗人心系功业、壮怀激烈的另一种怀抱，所以这种“猛气充长缨”的“商”“羽”之声，尽管在陶渊明复沓吟唱的田园牧歌中仅是偶露峥嵘的变“徵”之音，但却特别移人视听，动人心魄。宋代的老夫子朱熹早从陶渊明的此类诗作中窥出诗人的潜在心声。他在《朱子语类》中指出：“渊明诗，人皆说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
荆轲刺秦，事见《史记·刺客列传》。此诗虽以《史记》的记载为本，叙写了刺秦的整个始末，但诗的重点显然是在易水壮别的场面上。诗的前四句写荆轲受知于燕太子丹，受命除暴扶弱，报仇雪耻。“招集百夫良，岁暮得到卿”,从“善养士”的燕太子丹的角度，烘托出荆轲是百里挑一、得之不易、可托重任的豪侠之士，为荆轲的出场作了必要的铺垫。自“君子死知己”以下在“且有后世名”的长达十六句的主要篇幅用于铺写易水壮别、慷慨赴义的动人场面。诗中用“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的夸张性的外观情态的描写，揭示出荆轲嫉恶如仇，壮怀激烈的内在精神。“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的对句，巧由“风萧萧兮易水寒”化出，强烈地泻染了荆轲慷慨赴死的悲壮气氛。“心知去不归”脱胎于“壮士一去不复还”,但将送行者的唱词变为荆轲的内心独白，并缀以“且有后世名”一句，这便从人物的心理内涵中显现了豪侠之士轻生死、重名节的凛然气慨，预示了“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剧结局。易水壮别，作为全诗的重心，写得有声有色，气氛浓重，情景如见。清人张潮对此品评道：“写壮士，须眉如画，状易水，萧森之气凄然。”
接着，诗人以精炼的笔墨叙写荆轲的飞盖入秦和秦庭一击。由于这是一次奇功未成的失败之举，所以便无必要绘声绘声地实写行刺的细节，诗人着力表现的仍是荆轲在燕入秦途中的那种“登车可时顾，飞盖入秦庭”的迫不容缓、义无返顾的慷慨赴死气概。
最后，诗篇以四句深沉感叹托意作结。惋惜之余，表达出由衷的钦慕。“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荆轲刺秦，事隔千载，诗人“余情”绵绵，感慨良深。结语看似平淡，但平淡的抒怀之语，以其隐约的弦外之意，传达出诗人沉潜的豪放这情，千载之后，仍持续不断地引起知音者的心灵共振。清人蒋薰评论此诗说：“摹写荆轲出燕入秦，悲壮淋漓，知浔阳之隐，未尝无意奇功，奈不逢会耳，先生心事逼露如此。”（见《陶渊明诗集》卷四）龚自珍读了此类陶诗，窥知了他那“猛志固长在”的“心事”,迳以“卧龙”诸葛亮比拟陶潜，作诗曰：“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枯菊高，莫信诗人竞平淡，三分梁甫一分骚”（《己亥杂诗（第一百三十）》）。鲁迅先生从《咏荆轲》这类诗作中，看出了陶渊明“金刚怒目”式的另一种形象，指出“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我们认为，陶诗中呈现出的冲淡静穆和金刚怒目的两副两孔，其实就是儒家恪守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的两面映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