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的再思考
发布时间：2022-10-17 09:12:07作者：普贤行愿品念诵网
《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的再思考
《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的再思考
周钧韬
作者按：《红楼梦》甄士隐解好了歌云：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用此来评如今《金瓶梅》作者的考证，煞是确当。几年间，活像闹肚子，呼啦啦一下子考出了六七十位。
在《金瓶梅》作者的二十三种说法中，大多数系传闻或猜测。只有王世贞说、李开先说、贾三近说、屠隆说，或提出者或后人，曾作过或详或略的考证。而在这四说中，又以王世贞说提出最早，影响最大，似乎在晚明及有清一代，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但到了现代，吴晗先生经过详尽的考证，竭力否定王世贞说，影响很大。在今天国内外的《金瓶梅》研究者中，信从王世贞说者已经寥寥无几。王世贞说果然已被彻底否定了吗？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只要在《金瓶梅》的作者还未彻底弄清以前，王世贞说作为一家之言，必将存在下去。而且此说的价值是毫不亚于其他诸说的。王世贞及其门人有极大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这是笔者当前的新认识。为此笔者想对王世贞说的来龙去脉及学术界在考证中的肯定否定，是是非非作些检讨，以期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王世贞作《金瓶梅》的故事演变
《金瓶梅》的作者“王世贞说”在明末清初出现以后，清人群相应和，且在王世贞作《金瓶梅》的动因、目的上附会出了种种离奇的故事。例如，《寒花盦随笔》云：
世传《金瓶梅》一书为王弇州先生手笔，用以讥严世蕃者。书中西门庆即世蕃之化身，世蕃亦名庆，西门亦名庆，世蕃号东楼，此书即以西门庆对之。或又谓此书为一孝子所作，用以复其父仇者。盖孝子所识一巨公，实杀孝子父。图报累累皆不济。后忽侦知巨公观书时，必以指染沫其书叶，孝子乃以三年之力，经营此书。书成粘毒药于纸角，觊巨公出时，使人持书叫卖于市曰：“天下第一奇书”.巨公于车中闻之，即索观。车行及其第，书已观讫，啧啧叹赏，呼卖者问其值，卖者竟不见。巨公顿悟为人所算，急自营救，已不及，毒发遂死。今按：二说皆是。孝子即凤洲也。巨公为唐荆川。凤洲之父忬，死于严氏，实荆川谮之也。姚平仲《纲鉴挈要》载杀巡抚王忬事，注谓：“忬有古画，严嵩索之。忬不与，易以摹本。有识画者为辨其赝。嵩怒，诬以失误军机杀之。”但未记识画人姓名。有知其事者，谓识画人即荆川。古画者，《清明上河图》也。凤洲既抱终天之恨，誓有以报荆川，数遣人往刺之，荆川防护甚严……，凤洲大失望。后遇于朝房，荆川曰：“不见凤洲久，必有所著。”答以《金瓶梅》。实凤洲无所撰，姑以诳应耳。荆川索之急，凤洲归，广召梓工，旋撰旋刊，以毒水濡墨刷印，奉之荆川。荆川阅书甚急，墨浓纸粘，卒不可揭，乃屡以纸润口津揭书，书尽毒发而死。或传此书为毒死东楼者。不知东楼自正法，毒死者实荆川也。彼谓以三年之力成书，及巨公索观于车中云云，又传闻异词耳。
《寒花盦随笔》记载的，王世贞之所以作《金瓶梅》的目的是为报父仇。王世贞父王忬藏有古画《清明上河图》，严嵩索之，王忬易以赝本献严氏，为唐荆川所识破。严嵩大怒，遂以失误军机诬以杀之。王世贞为报父仇，遣人行刺唐荆川不遂，后就着《金瓶梅》一书，以毒水濡墨刷印。荆川阅书，屡以纸润口津揭书，书尽毒发而死。清人刘廷玑在《在园杂志》中也提到此事，但情节有所不同。刘说，王忬家藏，严氏索之的是古画《辋川真迹》。王以赝本献嵩，为裱工汤裱褙识破。王忬与唐荆川有宿怨。时王忬总督蓟辽军务。荆川参劾王忬“军政废弛，虚縻国帑，累累数千言。”先以稿呈严世蕃。世蕃从中主持，逮王忬以杀。在清人《缺名笔记》中，故事又有些变化。《缺名笔记》指出：“《金瓶梅》为旧说部中四大奇书之一，相传出王世贞手，为报复严氏之《督亢图》。或谓系唐荆川事。”荆川诬陷王忬，王忬遭大辟。王世贞为报父仇，着《金瓶梅》，“渍砒于纸以进”荆川，遂毒死荆川。
追本溯源，上述的传说故事，似乎源出于明沈德符的《野获编补遗》卷二《伪画致祸》条。该条记载如下：
严分宜（嵩）势炽时，以诸珍宝盈溢，遂及书画古董雅事。……时传闻有《清明上河图》手卷，宋张择端画，在故相王文恪（鏊）胄君家，其家巨万，难以阿堵动。乃托苏人汤臣者往图之，汤以善装潢知名，客严氏门下，亦与娄江王思质（忬）中丞往还，乃说王购之。王时镇蓟门，即命汤善价求市，即不可得，遂嘱苏人黄彪摹真本赝命，黄亦画家高手也。严氏既得此卷，珍为异宝，用以为诸画压卷，置酒会诸贵人赏玩之。有妒王中丞者知其事，直发为赝本。严世蕃大惭怒，顿恨中丞，谓有意绐之。祸本自此成。或云即汤姓怨弇州伯仲（王世贞、王世懋兄弟），自露始末，不知善否？
沈德符的记载是说，《清明上河图》并非王忬家藏，因严氏求索，汤裱褙说王忬购求。王忬未得手，遂嘱黄彪造赝本以献世蕃。后来又是汤裱褙揭其为伪，世蕃大怒，遂结仇并杀王忬。在此，沈德符并没有谈到《金瓶梅》，但后来的传说者以此为据，将其与王世贞作《金瓶梅》联系起来，从而衍演出种种王世贞作《金瓶梅》以报父仇的故事。这些故事归纳起来，其意如下：
一、 王忬以赝作《清明上河图》（或《辋川真迹》）献严氏父子，后为唐荆州（或汤裱褙）识破，直指为伪。严氏遂与王忬结仇并杀之。
二、 王世贞为报杀父之仇，作《金瓶梅》以讥刺严氏，并敷毒于纸，遂毒死唐荆州（或严世蕃）。
这些故事是真是伪，清人未加考证，一直到现代学者才作了认真的考证。
否定论者的是与非
在清代，王世贞说十分盛行，但否定此说者亦早已存在。清礼亲王昭梿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啸亭续录》卷二中指出：
《金瓶梅》其淫亵不待言。至叙宋代事，除《水浒》所有外，俱不能得其要领。以宋明二代官名羼杂其间，最属可笑。是人尚未见商辂《宋元通鉴》者，无论宋元正史。弇州山人何至谫陋若是，必为赝作无疑也。
昭梿所谓王世贞不可能作《金瓶梅》的原因是：一、 其书“淫亵”;二、 书中“宋明二代官名羼杂其间”.故王世贞不可能“谫陋若是”.王世贞虽系大名士，然身处那个“淫风日炽”的时代，自己也不是个独善其身的人物，写些“淫亵”文字乃时代使然，有何不可。至于“官名羼杂”,不足为怪。《金瓶梅》乃是小说，非史事直录。显然，昭梿对王世贞说的否定并无铁证，当然不足为据。另外，清人还提出《金瓶梅》作者或为卢楠，或为薛应旗，或为赵南星、李贽等等，这当然不言而喻是对王世贞说的否定。但以上诸说均仅为片言只语，且为传闻、猜测，并无考证，当然亦不足为据。
到了现代，否定论者有鲁迅、郑振铎、吴晗等先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中说：“《金瓶梅词话》被发见于北平，为通行至今的同书的祖本，文章虽比现行本粗率，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确切的证明了这决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郑振铎也说；“只要读《金瓶梅》一过，便知其必出于山东人之手。那末许多的山东土白，决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于其间的。”（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鲁迅和郑振铎对王世贞说的否定，其言词十分坚决，但证据仅为，“山东方言”、“土白”一例，显然是不足的。而且《金瓶梅》中不仅有山东方言，还有大量的北京官话和吴语方言，这又如何解释？否定论者中最有实力的是吴晗先生。他的否定是建筑在考证的基础上的。但是他的考证和结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其理由我在下文专述。
继吴晗先生之后，否定论者的阵营日益壮大，其中最坚定者可能是赵景深先生。他说：“我敢断言，《金瓶梅》绝对不是王世贞写的。”（赵景深：《评朱星同志〈金瓶梅〉三考》，载《上海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又说：“《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无论如何是无法成立的。”（赵景深：《〈金瓶梅考证与研究〉序》此书为蔡国梁着）。赵先生的话讲得非常绝对，根据呢？他在《评朱星同志〈金瓶梅〉三考》一文中，专门写了一段“王世贞没有写过《金瓶梅》”的文字。在这段文字中有两处明显的错误：一、 他认为“朱星同志推测鲁迅所说的庚戌年版本是合情合理的”.这就错了。鲁迅所推测的万历庚戌年（1610）吴中始有《金瓶梅》初刻本的说法已被事实所推翻（参见本书《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考辨》篇）。二、 他引录的孙楷第先生对朱星讲的话：“我只知最早的版本是万历乙巳年本。”“乙巳”乃为“丁巳”之误。由此，赵先生认为：“乙巳版本就是万历三十三年即1605年版本。这版本就比朱星同志所假设的庚戌年（1610）还要早五年。”这就错得更离奇了。即使我们不计这两处错误，赵先生认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在万历庚戌年或丁巳年，而王世贞死在万历庚寅年（1590），两者在时间上相差二三十年之久，因此，王世贞不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成书与付刻不是一回事。古人的有些著作，在成书后或作者死后的几十年才得以初刻，这是常有的事。《金瓶梅》的成书必在万历二十三年之前，而初刻却在万历四十五年以后，两者相距约二十多年。赵先生以《金瓶梅》初刻的时间来代替《金瓶梅》成书的时间，由此断定王世贞不可能在死后写作《金瓶梅》，这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赵先生否定王世贞说的另一个理由，就是《金瓶梅》中的语言问题，其观点与鲁迅、郑振铎的说法相同。
综上所述，从现代到当代，否定论者显然不乏其人。但除吴晗先生之外，他们均没有拿出多少有价值的证据，因此根本不足以推翻王世贞说。
周钧韬
作者按：《红楼梦》甄士隐解好了歌云：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用此来评如今《金瓶梅》作者的考证，煞是确当。几年间，活像闹肚子，呼啦啦一下子考出了六七十位。
在《金瓶梅》作者的二十三种说法中，大多数系传闻或猜测。只有王世贞说、李开先说、贾三近说、屠隆说，或提出者或后人，曾作过或详或略的考证。而在这四说中，又以王世贞说提出最早，影响最大，似乎在晚明及有清一代，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但到了现代，吴晗先生经过详尽的考证，竭力否定王世贞说，影响很大。在今天国内外的《金瓶梅》研究者中，信从王世贞说者已经寥寥无几。王世贞说果然已被彻底否定了吗？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只要在《金瓶梅》的作者还未彻底弄清以前，王世贞说作为一家之言，必将存在下去。而且此说的价值是毫不亚于其他诸说的。王世贞及其门人有极大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这是笔者当前的新认识。为此笔者想对王世贞说的来龙去脉及学术界在考证中的肯定否定，是是非非作些检讨，以期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王世贞作《金瓶梅》的故事演变
《金瓶梅》的作者“王世贞说”在明末清初出现以后，清人群相应和，且在王世贞作《金瓶梅》的动因、目的上附会出了种种离奇的故事。例如，《寒花盦随笔》云：
世传《金瓶梅》一书为王弇州先生手笔，用以讥严世蕃者。书中西门庆即世蕃之化身，世蕃亦名庆，西门亦名庆，世蕃号东楼，此书即以西门庆对之。或又谓此书为一孝子所作，用以复其父仇者。盖孝子所识一巨公，实杀孝子父。图报累累皆不济。后忽侦知巨公观书时，必以指染沫其书叶，孝子乃以三年之力，经营此书。书成粘毒药于纸角，觊巨公出时，使人持书叫卖于市曰：“天下第一奇书”.巨公于车中闻之，即索观。车行及其第，书已观讫，啧啧叹赏，呼卖者问其值，卖者竟不见。巨公顿悟为人所算，急自营救，已不及，毒发遂死。今按：二说皆是。孝子即凤洲也。巨公为唐荆川。凤洲之父忬，死于严氏，实荆川谮之也。姚平仲《纲鉴挈要》载杀巡抚王忬事，注谓：“忬有古画，严嵩索之。忬不与，易以摹本。有识画者为辨其赝。嵩怒，诬以失误军机杀之。”但未记识画人姓名。有知其事者，谓识画人即荆川。古画者，《清明上河图》也。凤洲既抱终天之恨，誓有以报荆川，数遣人往刺之，荆川防护甚严……，凤洲大失望。后遇于朝房，荆川曰：“不见凤洲久，必有所著。”答以《金瓶梅》。实凤洲无所撰，姑以诳应耳。荆川索之急，凤洲归，广召梓工，旋撰旋刊，以毒水濡墨刷印，奉之荆川。荆川阅书甚急，墨浓纸粘，卒不可揭，乃屡以纸润口津揭书，书尽毒发而死。或传此书为毒死东楼者。不知东楼自正法，毒死者实荆川也。彼谓以三年之力成书，及巨公索观于车中云云，又传闻异词耳。
《寒花盦随笔》记载的，王世贞之所以作《金瓶梅》的目的是为报父仇。王世贞父王忬藏有古画《清明上河图》，严嵩索之，王忬易以赝本献严氏，为唐荆川所识破。严嵩大怒，遂以失误军机诬以杀之。王世贞为报父仇，遣人行刺唐荆川不遂，后就着《金瓶梅》一书，以毒水濡墨刷印。荆川阅书，屡以纸润口津揭书，书尽毒发而死。清人刘廷玑在《在园杂志》中也提到此事，但情节有所不同。刘说，王忬家藏，严氏索之的是古画《辋川真迹》。王以赝本献嵩，为裱工汤裱褙识破。王忬与唐荆川有宿怨。时王忬总督蓟辽军务。荆川参劾王忬“军政废弛，虚縻国帑，累累数千言。”先以稿呈严世蕃。世蕃从中主持，逮王忬以杀。在清人《缺名笔记》中，故事又有些变化。《缺名笔记》指出：“《金瓶梅》为旧说部中四大奇书之一，相传出王世贞手，为报复严氏之《督亢图》。或谓系唐荆川事。”荆川诬陷王忬，王忬遭大辟。王世贞为报父仇，着《金瓶梅》，“渍砒于纸以进”荆川，遂毒死荆川。
追本溯源，上述的传说故事，似乎源出于明沈德符的《野获编补遗》卷二《伪画致祸》条。该条记载如下：
严分宜（嵩）势炽时，以诸珍宝盈溢，遂及书画古董雅事。……时传闻有《清明上河图》手卷，宋张择端画，在故相王文恪（鏊）胄君家，其家巨万，难以阿堵动。乃托苏人汤臣者往图之，汤以善装潢知名，客严氏门下，亦与娄江王思质（忬）中丞往还，乃说王购之。王时镇蓟门，即命汤善价求市，即不可得，遂嘱苏人黄彪摹真本赝命，黄亦画家高手也。严氏既得此卷，珍为异宝，用以为诸画压卷，置酒会诸贵人赏玩之。有妒王中丞者知其事，直发为赝本。严世蕃大惭怒，顿恨中丞，谓有意绐之。祸本自此成。或云即汤姓怨弇州伯仲（王世贞、王世懋兄弟），自露始末，不知善否？
沈德符的记载是说，《清明上河图》并非王忬家藏，因严氏求索，汤裱褙说王忬购求。王忬未得手，遂嘱黄彪造赝本以献世蕃。后来又是汤裱褙揭其为伪，世蕃大怒，遂结仇并杀王忬。在此，沈德符并没有谈到《金瓶梅》，但后来的传说者以此为据，将其与王世贞作《金瓶梅》联系起来，从而衍演出种种王世贞作《金瓶梅》以报父仇的故事。这些故事归纳起来，其意如下：
一、 王忬以赝作《清明上河图》（或《辋川真迹》）献严氏父子，后为唐荆州（或汤裱褙）识破，直指为伪。严氏遂与王忬结仇并杀之。
二、 王世贞为报杀父之仇，作《金瓶梅》以讥刺严氏，并敷毒于纸，遂毒死唐荆州（或严世蕃）。
这些故事是真是伪，清人未加考证，一直到现代学者才作了认真的考证。
否定论者的是与非
在清代，王世贞说十分盛行，但否定此说者亦早已存在。清礼亲王昭梿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啸亭续录》卷二中指出：
《金瓶梅》其淫亵不待言。至叙宋代事，除《水浒》所有外，俱不能得其要领。以宋明二代官名羼杂其间，最属可笑。是人尚未见商辂《宋元通鉴》者，无论宋元正史。弇州山人何至谫陋若是，必为赝作无疑也。
昭梿所谓王世贞不可能作《金瓶梅》的原因是：一、 其书“淫亵”;二、 书中“宋明二代官名羼杂其间”.故王世贞不可能“谫陋若是”.王世贞虽系大名士，然身处那个“淫风日炽”的时代，自己也不是个独善其身的人物，写些“淫亵”文字乃时代使然，有何不可。至于“官名羼杂”,不足为怪。《金瓶梅》乃是小说，非史事直录。显然，昭梿对王世贞说的否定并无铁证，当然不足为据。另外，清人还提出《金瓶梅》作者或为卢楠，或为薛应旗，或为赵南星、李贽等等，这当然不言而喻是对王世贞说的否定。但以上诸说均仅为片言只语，且为传闻、猜测，并无考证，当然亦不足为据。
到了现代，否定论者有鲁迅、郑振铎、吴晗等先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中说：“《金瓶梅词话》被发见于北平，为通行至今的同书的祖本，文章虽比现行本粗率，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确切的证明了这决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郑振铎也说；“只要读《金瓶梅》一过，便知其必出于山东人之手。那末许多的山东土白，决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于其间的。”（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鲁迅和郑振铎对王世贞说的否定，其言词十分坚决，但证据仅为，“山东方言”、“土白”一例，显然是不足的。而且《金瓶梅》中不仅有山东方言，还有大量的北京官话和吴语方言，这又如何解释？否定论者中最有实力的是吴晗先生。他的否定是建筑在考证的基础上的。但是他的考证和结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其理由我在下文专述。
继吴晗先生之后，否定论者的阵营日益壮大，其中最坚定者可能是赵景深先生。他说：“我敢断言，《金瓶梅》绝对不是王世贞写的。”（赵景深：《评朱星同志〈金瓶梅〉三考》，载《上海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又说：“《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无论如何是无法成立的。”（赵景深：《〈金瓶梅考证与研究〉序》此书为蔡国梁着）。赵先生的话讲得非常绝对，根据呢？他在《评朱星同志〈金瓶梅〉三考》一文中，专门写了一段“王世贞没有写过《金瓶梅》”的文字。在这段文字中有两处明显的错误：一、 他认为“朱星同志推测鲁迅所说的庚戌年版本是合情合理的”.这就错了。鲁迅所推测的万历庚戌年（1610）吴中始有《金瓶梅》初刻本的说法已被事实所推翻（参见本书《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考辨》篇）。二、 他引录的孙楷第先生对朱星讲的话：“我只知最早的版本是万历乙巳年本。”“乙巳”乃为“丁巳”之误。由此，赵先生认为：“乙巳版本就是万历三十三年即1605年版本。这版本就比朱星同志所假设的庚戌年（1610）还要早五年。”这就错得更离奇了。即使我们不计这两处错误，赵先生认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在万历庚戌年或丁巳年，而王世贞死在万历庚寅年（1590），两者在时间上相差二三十年之久，因此，王世贞不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成书与付刻不是一回事。古人的有些著作，在成书后或作者死后的几十年才得以初刻，这是常有的事。《金瓶梅》的成书必在万历二十三年之前，而初刻却在万历四十五年以后，两者相距约二十多年。赵先生以《金瓶梅》初刻的时间来代替《金瓶梅》成书的时间，由此断定王世贞不可能在死后写作《金瓶梅》，这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赵先生否定王世贞说的另一个理由，就是《金瓶梅》中的语言问题，其观点与鲁迅、郑振铎的说法相同。
综上所述，从现代到当代，否定论者显然不乏其人。但除吴晗先生之外，他们均没有拿出多少有价值的证据，因此根本不足以推翻王世贞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