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心安何处

人在饥寒交迫时，首先是要活着，为生存而奋斗。温饱之后，他会问：“为什么活着？”社会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总是循序渐进的。今天，当中国经济从“杀出一条血路”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中国人开始追求“和谐”和“幸福”了。毕竟，“和谐”和“幸福”不是物质指标可以量度的，它在人的心里。中国人开始问自己：心安何处？

开始，是我们努力鞭策自己要努力工作，加油，加油，实现自我价值！然后，在某一晚办公室落地窗外星光与华灯的交相闪烁中，我们忽然瞥见了无比落寞的自己，恍然醒悟，我们已经沦为不留在这里加班就无处可去的一群；当火热的爱情在婚姻里变得温吞吞，我们再次意识到，正如从自己身上无法获得安宁，从另一个人身上也无法找到喜乐……

让我们回到那句朴素的俗语里吧——“心安是福”。古语依然智慧，只是问题已经改变，曾经为中国人提供心安之所的传统文化，濒临分崩离析。你我不可能把心安在农业文明里，尽管那些典章金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刷下仍会亮眼，但却与现代社会难以水乳交融，更无力重整在社会骤然转型的失序状态中失魂落魄的心灵。

而中国的复杂在于它几乎总是最复杂的那一个。人们安心的努力正遭遇各个方向上的拉扯，即使已经认识到终极事物不可替代的价值，已经飞上半空感受到信仰才能让个体在多变的现实面前拥有最自由的幸福能力，却依然不得不低头看着脚下，解开捆绑的带子，那带子下面坠着沉重的包袱，里面装着民主参政、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法治精神……政治全能主义的触角甚至一直没有放弃对精神领域的塑造与控制倾向。

现实种种，让“心安何处”叩问温饱之后的中国人，嗡然震颤每颗渴望幸福的灵魂。

谁偷走了中产的幸福

文 甄静慧

每当华灯初放，霓虹迷离闪烁，属于都市夜归族的“生活”才刚刚从暮色中开始。Diaan总爱在加完班的夜晚走进深圳那一间间藏在城市迷人灯光下的酒吧，三五同伴推杯换盏，无非为卸下白天的疲惫和面具。

曾记得1980年特区成立之初，深圳不过是大鹏湾畔一小镇，生活悠闲而不起眼。然30年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大城市争相崛起，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这个昔年小镇也成为了高楼林立的都会。

人们安居乐业的心态被力争上游的激情所取代。30年间，无数人从农村涌入城市，又有无数人跻身于公务员、高级白领、知识分子、职业经理人等都市新兴群体，享受着经济腾飞带来的翻天覆地的都市生活变化。

急奔猛赶的过程中，没人留意灯火璀璨的繁华都市何时开始变成了不夜城。只有当醺醺然回到居所时，夜归的人才清楚体味到，肆意欢愉留给心灵的，是更深的空虚和寂寞。

“中产”的焦虑

截至2008年，北京CBD及周边集中了朝阳区85%的世界500强投资企业，这里的甲级写字楼月租金超过50美元/平方米，堪比纽约。2005年，高林应聘一家外企，成为在北京国贸大厦上班的高级白领之一。CBD的繁华，被摩天大楼改变的城市天际线，曾给他以幻觉，仿佛这里离曼哈顿的辉煌已不远。

事实上，中国复制了西方国家的繁华都市后，这几年又开始复制一个社会群体概念——中产阶级。

普遍认为，看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不仅看GDP，更重要是看中产阶级的规模。橄榄型社会结构典型的美国，中产已成为社会主流，占人口总量80%；与之相比，中国的中产阶层是否已经形成规模还未有定论，中国社科院研究结论显示，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约为总人口的23%左右，处于金字塔结构社会的中上层，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城市精英的代表。

为了实现大都市的“中产梦”，这些年高林并没有少努力。

“以前总梦想有天能衣着讲究驱车进出CBD，特别有冲劲去闯。”都说中国的写字楼是全世界最累的写字楼，在西方国家，老板拿出双倍加班费也很难请求员工留下来加班；但在中国，像高林这样的白领很少质疑面前堆积如山的工作量是否合理，自发加班是一种美德——即便没有加班费已成为潜规则。

人成为了职场上不眠不休、高速运转的机器，好处是有能力的人尽展所长，短时间内就可以向更高的社会地位靠近；后遗症则是，一步步向上游奋进后，发现上游之上总是还有上游，预期的满足感难以在心灵长久驻留。

2005年踏进国贸大厦，高林非常兴奋；2006年，全新的工作和生活被纳入按部就班的轨迹；2007年后，他开始感到焦虑。“在国贸上班又如何？开奥迪又如何？”他反问自己。依然是日复一日的加班，不同的只是面对更严苛的竞争和淘汰制度，心惶惶然。

工作至上的观念几乎毁掉了他的所有生活空间，结果，物质和社会地位仍不过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透支健康，透支情感，透支生活，那到底是为了什么？”

价值裂变的时代

这样的故事正符合临床心理学家胡纪泽在《中国人的焦虑》一书中揭示的事实：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进程越深入，人们的焦虑越严重。

高林的困惑几乎是城市精英们打拼阶段必经的心路历程，他们是公务员、知识分子、高级白领、职业经理人和中小企业家。

“当一个社会群体的自我价值认同普遍出现问题时，焦虑和抑郁总是最早出现。如果没有调适好，情况就会进一步演化。”台湾著名心理学家许宜铭预言。

现今，美国城市里每3个人里就有1人有抑郁的倾向。虽然中国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经济发展是缓慢渐进的，同时伴随有两三百年的西方民主进程；而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却有着突飞猛进的特点，计划经济时代的价值体系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迅速瓦解，西方价值观和后现代思潮猛烈冲击着传统的东方价值观，却又来不及建构出新的价值体系。

在价值观转变和心理调适都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调下，我们仅用30年时间来消化西方国家300年的价值裂变和心理冲突，中国人的焦虑和抑郁当然更严重。

有调查显示，中国70%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虽然马上有专家故作轻松地吹着口哨说，“抑郁只当它是个感冒”，但抑郁到跳楼自杀的人学历越来越高，身份越来越“中产”。

“这是价值观转变必然产生的阵痛。”许宜铭说，“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以道德与政治立场为标准的价值体系一直是很稳定的。直到1980年代后，这个标准受到极大冲击，社会重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导向。”

以往，社会认为个人价值应该建立在为人民服务、为大众牺牲的精神上；当市场经济迅猛发展，资本主义价值观冲击原有价值体系时，社会认可的个人价值又转而与财富及社会地位捆绑在一起。

割裂性的转变就这么发生在一代人身上。

心灵危机

“人的内在有一股原始动力，需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一个人真正的自我价值感是being，我是什么，我对自己的接纳度。但中国人从不被教育自我接纳，相反，我们的文化认为，如果你只是你自己，必然不够好，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如何如何的人才够好。”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本质就是把社会化后的人的价值放在其本性之上。

也许高林们的“中产梦”根本不是他们自己的梦，只是时代强加于其身上的一个“画饼”，但他们这般苦苦追逐半生，甚至没有想过为什么。

在西方国家，有越来越多的父母对孩子说，“你很棒，只因为你是你，你不需要迎合我对你的期待，也不需要跟那个第一名相比，你只要是你自己，你就是我最爱的。”而中国的孩子从小到大听到的依然是“你看看别人做得多好”。身处这样一个社会价值观剧烈变化和冲突的时代，缺乏自我认同教育的国人难免会陷入内心价值感的混乱当中，进而随波逐流。

于是，在新旧价值体系的冲突当中，老一辈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为是否背弃原有的价值观下海创富而经历着痛苦的内心冲突；无数急于证明自身价值的年轻人则匆忙扎进社会，努力按照市场经济的标准打造自身。

这当然是个危险的状况。人们耗尽心力追求财富地位，以为可以带来安全感和幸福感，殊不知这些价值认同始终依附在外部世界上，越是将个人价值牢牢捆绑在物质财富上，越是不安全。因为一旦失去了这些东西，人就一无是处。

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产阶层的自我价值感无疑是个严酷打击。中小企业主面临资金链断裂、停产、倒闭；高级白领对无薪假期，降薪，甚至失去高薪厚职的危机束手无策。

有人开始点算未来，这一算，中产阶层的优越感更是荡然无存：职场上再优厚的待遇总跟不上物价上涨，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让人看不清未来，医疗、教育和失控的房价“新三座大山”成为了无休止掠夺中产阶层的手段……其实，最让他们彷徨的并不是个人经济真的面临困境，而是发现之前尽全力拼搏得到的一切竟是那么脆弱，随时可能失去。

“烦躁、失眠、倦怠……”高林形容着，有毒的情绪具有传染性，人人都有说不出的焦虑。而在这个过程中，由自我价值危机引发的关系危机进一步侵蚀他们的心灵。

寂寞都市的关系危机

Diaan其实不喜欢深圳，这个移民城市里每个人都目标明确、步履匆忙。

她任职广告公司，每周一半以上的日子都在加班。“不，我不喜欢加班，但每个人都这么干，你只好干得比别人更卖力，否则就会被挤下去。”

在公司里，Diaan跟每个人都谈笑风生，心里却筑起防范的篱笆。上班戴着面具，回家孤单一人。加班的夜晚，无法排遣忙碌后的空虚，她就唤上两三个朋友去“泡吧”。然而回家后，倒在床上，孤单的感觉又涌上心头。

满大街都是这样寂寞的都市白领，只是他们全副武装，轻易看不出来。

近10年，许宜铭每年花大半时间呆在中国大陆，他发现这里的人与台湾有个很大的差异。“即使两人之间关系多么好，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份防范，并不倾心信任。”他相信这与“文革”留给中国的民族创伤有关。“‘文革’冲击的是华夏文化的根。儿子检举亲生父母，学生批斗自己的老师，这给中国人深层的人际关系留下了浓重阴影，影响的将不止是一两代人。”

在近30年物质导向的社会价值观中，人的心理世界何尝不也被污染得一塌糊涂？“小到一个家庭内部争家产，大到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域的利益争夺，物质始终放在首位，‘关系’都是被牺牲的。” 广州韦志中心理咨询中心主任韦志中说，“亲情、友情极度疏离。”

但偏偏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与社会的连结，从小习惯了对比，每个人都需要透过别人的认同才能获得存在感。因此，中产需要酒吧，需要各色俱乐部来排遣心底的寂寞。

去年，Diaan迷上开心网，通过鼠标点击去“偷”好友的菜，本是很无聊的游戏，但城市精英乐此不疲。“好友里有医生、律师、工程师，还有企业老板。”这些小游戏实际上是一种透过网络衍生的快餐式心理满足服务，让人间接短暂地实现与他人的连接，从而感觉到自我存在的价值。

“不少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都颇高的精英，正是由于没有能力经营好自己的亲密关系，无法在群体中感觉到自己的价值，最终走上放弃生命的不归路。”韦志中说。

一个单调无聊的网络小游戏凶猛流行，竟因切中了都市人关系危机的要害。

公务员的幸与不幸

当韦志中郑重提到，“我们正身处一个中产阶层‘幸福感和自我价值危机时代’”时，如果说还有相对淡定的一群人，那就是公务员群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邢占军曾对沿海某省主要社会群体的幸福感作了详细调研。结果显示，在工人、农民、公务员、国有企业管理者、知识分子、新兴群体和城市贫民七大群体的综合幸福感排名中，公务员的幸福感最高，继而是城市新兴群体和知识分子；而幸福感最低的是城市贫困群体，其次是农民。

从大方向看，中国人的幸福感水平与收入水平基本成正向关系，城市贫民、农民和工人的幸福感大大低于中产与富有阶层；但在几个中高收入层次群体内部，这一表征却不明显。这固然反映了政府在民生与社会保障上的缺位，无相当收入基础的国人很难谈得上感受幸福；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以追求物质的方式满足幸福感，在一定社会群体中仍然有效，只是当群体的收入达到一定层次后，效果不再明显。

“现今的中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影响不同阶层幸福感的因素也各不相同。”韦志中以物质财富追求的幸福阈限说来分析这个现象，“当实际的物质条件跟通过物质获得幸福感的心理阈限差距越大时，物质带来的幸福感振荡会越大；而一旦接近这个阈限，物质财富增加对幸福感的影响就越来越小，最终失去感觉。”

“幸福感严格来说是一个完全主观的概念。”邢占军说，这些年公务员群体一直在各类幸福感调查中高居幸福水平首位，与其实际收入并无必然关系。

“稳定、福利好大概是公务员对现状普遍满意的重要原因。”今年31岁的杨迈在广东某市级财政单位呆了8年。要谈公务员的“幸福”，他有点无奈。“考上公务员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风光，别人在为事业拼搏、跳槽的时候，我8年如一日领一份白领级的工资，没升过职、没调过岗，现在还是底层科员。”

杨迈形容公务员是一眼能望到头的职业。“不会暴富，也饿不死。你浮躁也没有用，奋力拼搏也不太使得上劲。只能放慢步伐，慢慢来。没有太高的期望，就少点失望和焦虑。”

快与慢

“放慢步伐，慢慢来”，也许就是“幸福”与“不幸福”的分野。

“当物质满足到达幸福阈限，放慢脚步，停下来思考、转型，将工作的目的从‘物质追求’向‘享受过程’转变，那么真正属于自我价值实现的目标就呈现了。”韦志中表示，这样的目标听似很空泛，却可以与现实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

“我的目标是使更多人因心理学而受益。那么这两年我就大幅减少心理咨询个案的接待，转而做更多的社会研究和教育工作，建立免费心理咨询热线。又如一个建筑设计师，可以把目标由赚更多的钱，转变为让更多人接受自然、和谐、宜居的概念，把这个目标融入自己的设计当中。”

一个人的精神痛苦程度往往就是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差距。更何况东方文化向来有自我施压的传统，什么卧薪尝胆，什么头悬梁、锥刺股，目标远大，心理脆弱，一旦目标与现实失衡，就是灾难性的打击。

外企和广告公司的拼搏、追求和快节奏，让白领们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相继陷入自我价值和人际关系的心理危机之中；公务员的慢，却让杨迈有时间调整理想与现实的合理距离，避免卷入焦虑的漩涡——当然，这也不过是仅限基层公务员的小“幸福”罢了。

无可否认的是，中国经济依然在飞速发展，也需要继续保持腾飞的速度，中国社会慢不下来，作为最具创造性和拼搏精神的城市精英代表的中产阶层也不可能真正慢下来，他们只会嫌自己不够快。

也许焦虑和抑郁还会继续像感冒似地蔓延，直到中国有足够的时间消化掉转型期的精神阵痛。但这样的精神转型，更像是听天由命的时代。有人转型成功，从此笑傲江湖；有人变成了患者，走进精神病院；更有人纵身一跳，了断了自我。

“然而时代的发展不容许听天由命。所以接下来几年，最可能是中国宗教和心理学大发展的时期。焦虑的人群需要积攒心理资本，寻找精神信仰的方向和心灵的皈依。”韦志中表示，“而中产阶层作为未来社会的中流砥柱，也需要有坚定的精神信仰，以及对生命本质的辩证思考能力，才能保证社会发展不会偏差。”

一个时代，一种解决

——专访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

文 刘 阳

“我曾经感到自己很不幸，大学二年级时想过自杀。”童年留给杨凤岗博士的最初记忆就是“文革”中父亲“靠边站”成了走资派时被批斗的场面。自己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受同学欺辱便时常逃学，回家又因此挨打。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他考上了河北师范大学，入学后看到周围人为了蝇头小利而勾心斗角，以及社会上的种种，很是厌烦，感觉人活着实在没意思。“支撑我活下去的是这样一个念头——我白活了十六七年，尽管不幸福，但还是应该报答一下父母的养育之恩，然后再去死。”

于是，他开始努力寻找人生的趣味和意义。首先找到了诗，每天早晨起床就背诵唐诗宋词，阅读外国诗、现代诗。不但读，还每天写，希望在诗中寻找美的感觉。但诗人、文人自杀的消息不时传来，这种反差使得一个青年开始对美而不实的东西产生厌恶。暑假时独自留守宿舍的杨凤岗，转而到哲学中寻求真实，坐在蚊帐中把头探出来，入迷地阅读黑格尔和康德的原著。

那时节，大学里自由而热闹，以至于所读专业是政治教育，毕业时发的竟是法学学位。后来在南开大学专攻西方哲学史，硕士论文探讨的是西方哲学中上帝观念的演变，由此从对于真的追求进入对于善的探求。1989年到美国后转读社会学。2004年开始，杨凤岗与国内学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应邀多次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举行讲座。

从1980到2010

《南风窗》：许多人在寻找当下中国一些问题的产生及解决时，往往愿意追述1980年代。那一时期在您的记忆里是怎样的？

杨凤岗：1978~1989年，从我上大学到读研究生再到参加工作，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争分夺秒抢回在“文革”中浪费的光阴，另一方面经受着思想解放浪潮的不断冲刷。还记得《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这一声感叹引发一代青年人的共鸣，从宿舍到食堂再到教室，都会听到讨论的声音。这场全国性的青年大讨论后来转移到《中国青年报》上，主题也明确为有关“人生精神支柱”的讨论，人活着到底是为了金钱、名利、抑或某种崇高理想？与此同时，人们争相传阅一部部颇富争议的文学作品，一首首朦胧诗让人在幽暗的美感中悄然放弃那些扼杀人性的既定规范。

《公开的情书》在探讨友谊、爱情、社会现实的同时，不失积极向上的理想主义。《人啊，人！》让我们猛醒，必须摈弃摧残人性的兽道主义，拥抱人道主义。《晚霞消失的时候》让人思考，宗教未必是封建迷信，其中也蕴藏着高深智慧。萨特的一句“他人就是地狱”曾经显得那么深刻，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似乎洞悉了深藏在潜意识中的秘密，而尼采愤世嫉俗的文字，也引起过难以名状的共鸣。这股浪潮既带来个人独立意识的觉醒，也保持了理想主义的追求，总的来说，那是一种蓬勃向上的社会氛围。冯骥才有篇小说叫《感谢生活》，可以用来形容我对1980年代的感受。

1989年1月，我去美国做访问学者。那时候，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烦心。秋季转学后，有3年时间我基本没读中文，既是为了提高英语水平，也是想彻底清理此前的思维惯性，更新思维方式，类似于电脑的格式化。

《南风窗》：您什么时候重新恢复与国内的联系？当时的社会氛围如何？近年来，您有什么新感受？

杨凤岗：1994年我第一次回国，社会氛围给我的感觉就像民谣里唱的：“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要开张；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十亿人民九亿疯，还有一亿练气功。”当时，面对社会道德风气的急剧恶化，一些清高的学者倡导“走向边缘”，躲进书斋。我接受的是社会学训练，没法子，只能更关注现实，为此还搜集了一批气功大师的传记，想弄明白他们怎么一下子就那么“火”起来了。

人是有多种需求的动物，精神需求是不能长期压抑或得不到满足的。即使在“文革”期间，虽然一切宗教和所谓“封建迷信”都受到禁止，但正是那时候，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达到了极为普遍和狂热的程度，“人民的大救星”、“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很多人创造性地宣泄了宗教情感，表现出极大的创造性。毛主席崇拜退潮之后，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气功热。

许多流行一时的气功流派1999年后被停止公开活动，一些人放弃气功而皈依了宗教，更多的人另寻出路。结果，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出现了“生活再巫术化”，很多城市都有“算命一条街”，大众流行“迷信”此起彼伏：易学预测、拆字改名、风水看相、“巫毒娃娃”、“寡妇年”不结婚、“金猴年”扎堆生子……

从2000年开始，我着手在国内从事系统的宗教社会学调查研究。这时，城市里的基督教会涌入了很多年轻人，其中不少是具有高学历的专业人士或从事商业管理的人。这无疑是个意义深远的社会变化和文化变化。马克斯·韦伯曾写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两本经典的宗教社会学著作，前者阐明了基督新教对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生成和促进作用，后者指出了儒教和道教没能在中国哺育出资本主义的原因。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渐趋成熟，在中国进行各宗教伦理与市场化、全球化、现代化发展互动关系的研究适逢其时。

近年我组织访谈了几百位有信仰的商人，包括五大宗教的信徒，也包括儒商和共产党员，关注信仰与他们在经济关系中的信任问题。我最突出的感受是，信仰的时代已经悄然降临神州大地，我们应当作好心理和学理的准备来迎接这个新时代。

社会失范的必然与制衡

《南风窗》：改革开放30余年，经济学和法学先后大热，但同时群体性事件增多、自杀以及恶性杀人案增多、官员贪腐、牛奶有毒等事件不断发生，GDP高了，幸福感却降了。人们认识到，中国似乎进入了迪尔凯姆所说的社会规范失序的状况。而您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如何看待并理解这个过程？

杨凤岗：经济学的兴起对于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无疑起到了巨大作用。法学虽然也热起来了，短期内建立和修订了大量的法律条文，但是，法律的实施在社会上遇到重重障碍，法的精神远未被社会大众甚至精英所接纳。因此，中国的律师和法官肯定是非常艰难的职业。这些法律的问题不可能在法学本身获得解决，而需要做社会学的理解。

欧美等国在以市场为机制的现代经济制度建立过程中，都曾出现社会规范的失序状态。这种失范发生在个人身上，这个人就会感到六神无主、无所适从，会从一套价值观跳跃到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或者在多个不同的价值观中摇摆不定，陷入精神分裂、难以摆脱的痛苦和无意义感中。

现在，不仅整天为求职和保职担忧的底层民众心中没有平安，那些赚了钱的商人或看似成功的人士也常如此。有位在深圳“下海”多年的人回到西安建立了一所管理学院，几年前他就对我说：“我这个学院不用教给人们怎么赚钱，而是帮助赚了钱的人寻找心理的平安，赚了钱而想自杀的人太多了。”位子已经很高的官员也缺少安全感，因此才会时有所闻官员烧高香的事情，昨天他还在理想主义的激励下立志大有作为，今天就会陷入贪污腐败和豪赌妄为之中。

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中国近年来出现的一些伦理道德乱象和违法犯纪事件并不独特。中国经济进入市场化的轨道之后，必然会冲破与市场经济不相协调的原有法律和政策，也不可避免地冲毁与市场经济不相协调的传统道德规范。但与欧美现代化过程不同的一点是，中国社会缺少强大的信仰传统。欧美的现代化在经济结构调整和物质生产迅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宗教的复兴和发展，甚至往往是新一轮的宗教大复兴在先，新一轮的经济大发展紧随其后，信仰的更新为经济发展既奠定了心理基础，也为物质发展限定了方向。但即便这样，现代化过程仍然造成了大面积的社会失范。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之迅猛史无前例，相应的社会问题自然更为严重。正因如此，中国社会缺少精神方面的社会制衡机制就更令人担忧，市场经济所释放出的野蛮性以巨大的能量奔腾咆哮，吞嚼大地。

值得指出的是，近代从五四以来，一些中国文化精英曾经设计以科学代替宗教、以美育代替宗教、以伦理代替宗教、以哲学代替宗教、以主义代替宗教，总之就是不喜欢宗教，竭力找出个替代品来。但是，几十年来的社会实验表明，替代品终归是替代品。纵观中外社会历史，在社会转型的巨变中，哲学和主义都无法为人们遵循道德和法律规范的行为提供内在动力和根基，也不能为漂泊不定的人生提供沉稳深锚和努力方向。

《南风窗》：去年底有媒体盘点，近10年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宗教信仰领域的活跃。从2008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每年发布《宗教蓝皮书》。

杨凤岗：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基督教在农村迅速传播，解放初基督徒不足100万，1982年官方文件公布的统计数字是300万，去年中国社科院公布的数据是，中国有7000万基督徒。发展速度惊人，在世界宗教史上都堪称罕见的宗教大复兴。与此同时，其他宗教和准宗教都在复兴，包括气功热、建大佛修大庙热，以及进入21世纪以来的国学热、公祭热、儒教热、民间宗教热等等。

当然，中国人口基数大，总体来说仍然是个信仰缺失的社会。宗教信仰的缺失是道德状况难以改善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道德伦理需要灵性的深层根基。从迪尔凯姆到韦伯，经典的社会学家都指出了宗教在提供价值观、培养社会道德和社会凝聚力方面无可替代的作用。简单地说，若想提高一个人或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建立社会公平机制和健全公民社会很重要，获得真实的宗教信仰也是一个重要途径，甚至可能是更根本有效的途径。

三色市场的暗潮涌动

《南风窗》：但现实有时却像顺口溜里说的，在中国“左派不公正，右派无自由，信徒不慈悲”。人们信的挺热闹，但是道德水平似乎并没有明显改善。

杨凤岗：目前，宗教难以发挥出社会伦理道德的功能，反而受到商业庸俗化的影响，比如广受诟病的少林寺现象。宗教发挥积极作用的瓶颈是现行的管理制度。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教职人员严重供不应求，虽然已经恢复和修建了很多场所，但是仍然没有达到解放前的数量。限制信徒自发组织活动和修建教堂，结果并没有减少信徒的人数，而是致使宗教“产品”供给短缺，造成宗教中的假冒伪劣“产品”盛行，形成宗教的三色市场：有合法场所的宗教红市，有被政府取缔但依然存在的非法黑市，还有大量不明不白的宗教灰市。

以市场经济为机制的现代经济制度需要宗教信仰的自我制衡和调节，因为与前现代的熟人社会不同，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伦理道德不能单靠熟人社会的群体压力，更需要个体发自内心的自觉动力。而宗教信仰需要充分的自由选择才能体现自主意识，没有自主意识，也就很难有自觉的道德。因此，我曾在一次研讨会上呼吁：“为了社会伦理道德，请为宗教组织松绑！”

《南风窗》：您对宗教三色市场的分析，获得美国社会学会宗教社会学分会2006年度唯一杰出论文奖，近年来备受关注，但国内读者普遍陌生，能否请您再略做释义？

杨凤岗：这三个宗教市场，每个都有自身特别的动力学。首先，只要宗教组织在数量和活动上受到政府限制，黑市就必然会出现，因为总会有人为了信仰而不顾身家性命。其次，从事非法的活动，其风险代价毕竟太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难以承受。因此，既不能在红市得到满足，又不愿意进入黑市，人们必将另寻出路，即从事灰市交易。只要红市受到限制、黑市受到打压，灰市就必然出现。第三，管制越严，灰市越大，这一点可能比较难以理解，但也更值得认识。

需要指出的是，把某个宗教组织定为非法容易，但是把它打入黑市却未必能够消灭它，反而刺激秘密教门的衍生。比如，从1980年代就取缔了一个叫“呼喊派”的教派，但其现在却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着，并衍生出“被立王”、“三班仆人”、“东方闪电”等新的膜拜团体。红市也并非自由市场，红市上的供给者和消费者都受到一定限制。《宪法》第36条规定只有“正常的”宗教活动得到法律保护，但是对于什么是“正常的”宗教活动却没有做统一的明文规定。具体执行中，在别国视为正常的活动在中国会被视为不正常，在某地视为正常的活动在另一地会被视为不正常。如果说宗教红市和黑市毕竟还算有一定的法规或条例可用，但执法者对于灰市里的东西则基本上无从下手，让各级干部甄别什么是宗教什么不是宗教，什么是正教什么是邪教，这是超乎他们的能力和职能范围的。

近年来，中国宗教市场里暗潮涌动，甚至可以说是波涛汹涌。红市里的一些宗教协会或地方组织时有惊人举动，挟持某些政策谋取宗教自身利益或者个人利益。一些宗教团体获得政府某些部门的扶持，虽然可能会带来一时一地的短期经济利益或者政治利益，但也因此埋下隐患，实际上不利于宗教自身和社会整体的健康发展。门派气功被赶出了宗教灰市，有些转入了黑市，而某些民间宗教例如浙江金华的黄大仙庙和陕北榆林的黑龙大王庙，被政府批准收编纳入红市，但是，由此空出的宗教灰市的供需区位，又有新的供给者变换名目来填补。

其中，特别是以文化、科学的名义出现的东西最障人耳目，结果造成当今巫术盛行。从学术角度来说，迷信绝大部分可归为巫术，巫术猖獗，不利社会。因为与宗教群体信仰不同，巫术本质是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缺乏社会伦理道德功能。

追求真正的国泰民安

《南风窗》：您的博士论文研究北美华人基督徒群体，博士后期间研究的是美国的新移民宗教，现在则在普度大学经常讲授“宗教在美国”课程，请问美国的宗教市场是如何运作的？

杨凤岗：在美国，古今世界各地曾经存在过的所有宗教几乎都能找到虔诚的信奉者。总有一些人听信异端邪说，但不需政府出面，那样的教派在多元公平竞争中要么自生自灭，要么维持在很小范围内，难以造成重大危害。比如，韩国的“统一教”曾兴盛一时，教主文鲜明1970年代到美国传教时一度吸引了众多信徒，他主持的为数千对甚至上万对男女进行随意配对的主婚仪式引起美国社会和政府的震惊。然而在正统宗教的有力竞争和批评声中，尽管该教至今仍被允许合法存在，但在美国社会中已经没有多大影响。美国还有个土生土长的“基督教科学”教派，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灵性的原因造成的，主张不看病不吃药，一切靠祈祷。这个教派至今已有130年历史，但信徒人数一直有限，也没有引起什么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实，亚当·斯密早就从学理上说清了为什么宗教教派多元化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美国立国200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和大规模的宗教暴力冲突。关键就在于政府既不扶持也不禁止任何宗教或教派，因此没有哪个宗教能够反过来操控政府。美国是最早用宪法的形式确立宗教自由的现代国家。在自由竞争机制下，各宗教只能靠理性劝说和感性感化吸引人，而且要时常经受其它宗教和非宗教团体的竞争和批评，宗教市场发挥出了自律调节作用，因此可以在总体上健康发展。

《南风窗》：不久前《中国日报》刊登文章称，现在是中国从制度上为所有宗教做出平等与合法安排的恰当时候；国家财政不应资助任何宗教；中国的宗教管理体制源于前苏联，不适应当前社会的经济基础，应该改革；家庭教会的产生不能归结为西方的阴谋；国家不应以“正常的宗教”为由进行宗教裁判等。这是否可以被解读成一种政策调整的信号？

杨凤岗：面对我前面提及的诸多问题，体制内一些头脑清醒、有责任感的人在呼吁调整宗教管理制度，但也有声音主张向中国古代的宗教管理制度学习。我认为，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假如一味向后看，往内看，帝王统治术读多了，陷入前现代式的思维不能自拔，只能阻碍和延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术语，这是用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应对全球化时代的市场经济制度，只会制造更多问题。宗教管理制度的改革需要往远看，向前走，逐步增加开放程度，建立和完善公平和平等的市场准入机制，才能带来真正的国泰民安。

《南风窗》：俗语说，心安是福。您是否满意自己的现状，是否找到了个人的幸福？最后，也请您展望一下中国人寻找心灵平安的前景？

杨凤岗：我虽然在上大学时一度悲观厌世，甚至产生过自杀念头，但一路走来，现在感到很幸福，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的个人兴趣、专业学习和谋生的职业，达到了高度合一。跟同龄人相比，我应该算是幸运的，因为并不是人人都能有这样的三合一。当我换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思考，以往看似偶然的经历或磨难，其实都是必要的锻炼，跟周围各样的人打交道给我带来了各种必然的祝福。在一些紧要关头，原以为靠的是个人的努力，但回头看，很多东西远非一己之力所能达成。因此与其说是幸运，不如说是天成。对于一个原本研读哲学的人来说，这样的想法可能显得有点奇怪。但是，信仰的确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待人生和社会，让我既能面对社会现实，又能看到人生的意义，心中有种特殊的平安。

我个人对于中国人的“心灵前景”持一种审慎的乐观态度。虽然很多事情难以预料，突发事件可能改变历史，但中国的信仰时代正在来临，这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是让我感到乐观的原因所在。

我们都 “被信仰” 了？

文 李向平

又过年了。国家教育部早有通知，要求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于春节期间组织学生参与网上“给祖国母亲拜大年”活动。1月10日至2月19日，中国文明网、央视网、光明网、新浪网等主流媒体，将向学生征集春节吉祥物、春联、拜年短信、各地民俗云云。

拜年的内容是，一拜壮美河山，二拜炎黄始祖，三拜历代英杰，四拜革命先烈，五拜英雄模范，六拜亿兆黎民。

千百年来，中国人拜年都是老百姓自愿自主的习俗，向与公共权力无涉。可是，今年“给祖国母亲拜大年”成了一项政治任务。其间批评如云，不仅事关过年，更与当今中国人如何安心紧密相关。

如何给祖国拜年

“年”在远古时，曾是传说中会给人们带来坏运气的怪兽。“年”一来，万事不吉；“年”一“过”，事事如意。用鞭炮轰，贴红春联，“年”就过去了。这就形成了千年相传的“过年”与“拜年”的信仰：“先拜天地，次拜祖宗，再拜高堂……

今年不一样，政府创新要给国家拜年。

中国人的信仰习俗中，还没有给祖国拜年这一说。曾有“天地君亲师”的祭拜惯习，把中国信仰象征性地建构为五种信仰关系。1911年共和之后，“君”被“国”取代，以“天地国亲师”代表安定中国人心的五种祭拜对象。不过，这一传统很快就被淡忘。1960、70年代，它们则被替代为“个人崇拜”，拜年甚至成为禁忌。即使在1990年代前后，春节放鞭炮也一度被禁。近年来经济发展，这些信仰习俗被公权解放，国家就充当了要被祭拜的信仰对象。

但是，没有庙堂，也没国庙，怎么去给抽象的祖国拜年呢？试想，一拜壮美河山，漫天沙尘算什么；二拜炎黄始祖，历史传说遥无期；三拜历代英杰，故居瞻仰门票贵；四拜革命先烈，纪念空间商业化；五拜英雄模范，华盖蒙头成贵族；六拜亿兆黎民，贫富分化农民工……另外，在官方的六项拜年指示中，从一拜到六了，唯独父母爹娘不拜。是不是父母双亲太卑微，无法代表祖国母亲？为此，这一“拜年指示”无法得到民众认同。

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人的日子较前好过多了，但人心总未有归属。如拜年的对象，纯属官方定义，国人无从选择，必然就只是一种国家信仰的表达工具，不具备人心归属与信仰认同的意义。中国发展了，却无法解决信仰危机问题。因为中国人有信仰，却无法认同，无法自由表达。我们都“被信仰”了。

人俗国家圣的象征性支配

中国人国不离家，家不离国；爱国如家，移孝忠国，故能视家如国。至于在祖国与国家间，却有不同的社会学或政治学意涵。祖国是一融政治、伦理、道德和信仰为一体的象征价值体系。人可为她生，也可为她死。但现代国家，则是一个法律概念。中国学人把天下视为中国文化信仰的载体，而把国家当作世俗权力的统治者，仅因为天命信仰的制度建构总未能够完成，总是被那些身为人王、亦是教主的天子，把这一象征性支配，改造为对象征性的支配，而使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独立的信仰方式。

因此，家国一体，实际上是把国家伦理化，把权力亲族化。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正式建立了国家祀典，从此成为一朝一建、历代奉持的权力信仰传统。20世纪民国初年，国民党也有此作为，整顿信仰体系。可以说，家族亲子化的权力逻辑与国家伦理化的信仰逻辑，两者始终是彼此整合的。

在此亲子伦理的实践逻辑里面，给祖国拜年，等同于给母亲拜年，恰好因祖国是一个融权力、伦理和信仰为一体的象征体系，无形中也赋予了对国家体系公共权力的认同。

依照中国人的习俗，同是一家亲，必烧一炷香。而我们今日给祖国母亲拜年，必然就是同烧一炷香，天下一家亲了。如果说，祭祀仪式能创造人们信仰与崇拜的神灵，那么，给祖国母亲祭拜的仪式，也能创造出当今中国人信仰与崇拜的象征体系。在此，人与超越者的信仰关系，就能转换为人与母亲、人与国家的关系信仰。国家与个人的区别消失了，成为了“神圣的存在”。在祖国“被拜年”的同时，老百姓就“被信仰”了。其中，信仰与被信仰的逻辑差异，一字之差，何止千万里。信仰的个人自由，纳入了国家信仰之中。

给祖国母亲拜年，本无大错，但此举出自公权力的制度性要求，似在说明公权宗教性的建构取向。信仰是不能随意创新的。虽然，权高王为峰，人俗国家圣，但信仰不是国本，更非治国之本，它们仅仅是公民社会之本，无法成为象征性支配的手段。

初露端倪的第三种改革

朱学勤曾认为，30年中国改革可分两种。一种是80年代中后期开明官员与激进学者的合作，一种是政府与资本的合作。其结果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依近年来公权力的正当性建构路径来看，权贵资本亟需神圣化，很有可能会出现第三种改革，即公共权力与传统信仰的合作。

中国改革的真正起点，在思想政治领域。一是思想解放，一是政治解放，故而出现了所谓的“三信危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对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30年的中国发展，把理想主义与世俗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无疑就为了证明这一改革起点的正确。迄今，经济发展了，但对此起点的正当性证明远未结题，“三信危机”尚未解决。

经济发展的现实，变成了国家正当性象征，甚至可以把国家视为神圣崇拜的对象。经济发展成为神圣的证明路径，给国人以意义深远的信仰要求。国家祭拜由此也会成为文化民族主义的信仰核心。给祖国母亲拜年，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信仰要求，一种非宗教的宗教，把公权力神圣化的信仰仪式。所以，官方指示给祖国母亲拜年，似当为权力整合信仰，赋予世俗发展成果以神圣化的象征性建构。此当为第三种改革初露之端倪。

针对此类中国现象，我一直在思考“政教关系”作为一种外来术语，实难捕捉中国公权力与宗教信仰之间那种纠结与合作关系。国家与宗教的制度关系，表现在哪？国人被要求拜年，并非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不是西方术语中的政教关系。这既非国家，亦非宗教。它们却是信仰，权力信仰，文化或习俗信仰。

所以，今年被拜年，其中有奥秘。其不似宗教，乃教育、教化之教、国家、政道之设教。这在表面上是一项行政性任务，官意凌驾于民俗，公权规制了信仰，本质上则是建构国家正当性的一条路径。这些年来，官方管理文化，组织各种国祭、公祭，号召学生读经、国庆60周年长跑；而学术界不少国教提倡者也暗送秋波，彼此之间脉脉含情……

值得指出的是，近代的国民国家大多是“世俗化的神”。为国捐躯者为神圣，为国祭拜者成信仰，而信仰国家者当然就是国教了。由此观之，缘此信仰惯习的国家，实在是不需要另外去提倡什么国教的。能够如此享受祭拜的祖国，缘何还多此一举、复兴国教呢？只是那些国教提倡者们，是否也想像孔子一样被抬上供桌、享受祭拜的滋味呢？

这些都有一个指向：怎样才算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应如何信仰？而最基本的则是中国人源自于民族国家认同的那种普遍焦虑。为此，一项项活动，一次次公祭，一份份指示，暗中无不有所寓意焉。

信仰之内，公权力敬请止步

诚然，国家需要信仰。然其与宗教信仰、公民信仰本非一致。其实，信仰无非两大类型，一种是超自然的，另一种是超社会的。宗教信仰是前一种，国家民族、政治信仰、文化信仰是后一种。国人不知其异，以为信仰就可安心立命。虽然它们的制度分割与实践取向，会给中国人带来人心安定的某些效果，但在信仰实践的现实里面，它们之间却有很多很深层的混淆。

比如，对神的信仰，是宗教信仰的实践方法；对国家的信仰，则是牺牲的逻辑，其间有差别。牺牲逻辑可以替换，信仰却不能。尽管20世纪中国曾有多种宗教替代思潮，其中难免有为国牺牲者提供实践逻辑的被信仰要求，使伦理、科学、美育、哲学、甚至是政治理念，建构为国家信仰的共同体，牺牲者的信仰方法，把牺牲的逻辑与信仰的逻辑转换了。

正是因为这一根本性的转换，几十年来，中国社会被单位组织、中国民间资源被政治动员、中国人心被主义改造，一个称之为祖国的公共权力共同体，把国家置换为信仰，把国民打造成被要求信仰者。

因此，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公权力能给你信仰，亦能使你失去信仰，更能因此而要求你去信仰，失去了应有的信任与认同。而我们正忙着信仰的，大多是一个很难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

如何拜年？中国人心安何处？传统方法是，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现代社会的要求则是：信仰之内，公权力敬请止步。

温州商人的财富观

文 石破

2010年1月30日晚，著名女高音奚秀兰在温州大剧院又唱起了《阿里山的姑娘》。虽然她的声线已不如年轻时，但她仍很兴奋。

这里正在举办一场慈善音乐会，募捐来的款项将用于救治贵州山区威宁县石门坎的100多名白内障患者。演出结束后，奚秀兰特地从自己的酬劳里捐出了5000元。她意犹未尽，对晚会的组织者之一蔡小林说：“以后再有这样的活动，你直接打电话给我，不通过经纪人，就不要这么多的费用了。”

老板不能只会洗脚

蔡小林是华福慈善基金会秘书长。他说，这个由20名温州企业家组成的基金会，源自于“温州企业家团契”，而该团契成立的目的，是为了让本地信仰基督教的企业家们“共享资源，分享经验，心灵痛苦的时候互相抚慰”。

温州企业家是全国最有名的企业家群体之一。人们对这个群体褒贬不一。温州人爱行天下，如今他们已然“商行天下”，但你仍能看到有的温州老板在一些正式场合大声喧嚷，有的热衷于包二奶，为吃一顿饭花费上万元而自豪，有的仍有行贿行为、搞合同欺诈。“温州炒房团”全国有名，他们炒热了全国的楼市，而温州楼市更有70%是靠炒楼拉动，真正买来自住的只有三成。去年温州楼市涨幅远超杭州，市中心最贵的楼盘价格达到了惊人的6万元/平方米。如果商人只是专注于财富的攫取，势必造成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以及自我价值的失落。金钱是一种巨大的能量，能使人的生存条件得以改善。物质的贫困常常与内心的贫困共存，但财富的到来，却并不一定能够使灵魂得到足够的养料。

“人到底应该追求什么呢？”蔡小林说。“有些老板注重吃喝玩乐，追求名利。你赚的钱多、事业成就大，是能带来幸福感，但这都是暂时的。我认为，幸福应该与永恒的价值有关。”

1980年代初，蔡小林从一家事业单位停薪留职，跟亲戚做鞋材生意，当时皮鞋业是温州的主要产业。1985年，他创办了自己的“小林鞋材有限公司”。如今，蔡小林在温州瓯海经济开发区拥有一家2万多平方米的工厂，在上海还有一家“索肯科技”有限公司。蔡小林说，在温州他不算是大老板，只是“中等商人”。

15岁时，蔡小林成为一名基督徒。他称自己“从小喜欢思考人生、死亡和永恒这些问题”。人口780多万的温州，现有基督徒100万人左右。2005年，蔡小林和另两位企业家发起成立了温州企业界团契。团契成员是来自温州各个教会的基督徒商人。针对当时温州商人中存在的不良风气，团契提出了“约法四章”：一要依法纳税，做大做强；二不搞商业贿赂；三不克扣员工工资；四不搞婚外情。团契邀请经济学家前来讲课，也邀请前摩托罗拉中国区总裁及百事可乐中国区总裁等身为基督徒的大企业老板，为大家传授企业管理经验。

蔡小林说：“温州商人中一线的企业家，如正泰、奥康等集团老总，我跟他们接触少，感觉他们很不错。像我们这些中等企业家，还需要在文化底蕴上更多提升。如果温州人只知道洗脚、唱歌、吃喝，做不了大事的。现在温州的企业家也会学国学，读MBA，和国际接轨，而像我们这样的基督徒，还要更深地思考信仰的意义。企业的寿命多则一百年、几百年，但宗教存在几千年了，经过无数次的波折依然屹立，为什么？作为增长最快的宗教，基督教稳定增长的背后力量是什么？我们要把来自信仰的生命力和智慧运用在企业管理上。”

2008年6月，在企业家团契的基础上，20名温州基督徒企业家每人出资10万元，发起成立了华福慈善基金会，温州总商会会长郑胜涛成为他们的领头人。当年冬天，华福慈善基金会向四川地震灾区捐赠冬衣10万件，这是他们所做的第一项慈善活动。蔡小林说：我们给这项活动起名叫“爱里没有冬天”。

“明眸工程”是基金会参与的第二项大型活动。触发他们参与的契机，是2009年8月基金会理事们千里迢迢，来到云贵高原的威宁县石门坎，追思安葬在这里的英国牧师柏格里。100多年前，22岁的柏格里从英国来到石门苗寨宣教，创苗文、办学校、建医院，把石门坎建成了中国西南最高的“文化圣地”。他在一封信里说：“愿以我倒下的身躯，为中国的进步铺路。” 1915年9月，石门坎地区爆发伤寒，当地民众都迁走了，柏格里却留下来照顾病患，自己也被传染，死在中国。1985年胡锦涛同志出任贵州省委书记时，向省里干部讲过柏格里的故事，提出贵州干部要学习柏格里的精神，带领群众在困境中闯出一条发展的新路。

在石门坎，理事们发现那里有很多视障儿童和白内障患者，因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致盲，有的孩子角膜脱落，眼球突出如葡萄般。老板们说：我们要尽自己的力量来挽救这些孩子，至少表达一下关爱。

温州人要“善行天下”

2009年11月，华福慈善基金会在石门坎开始救助活动，联系当地医院为24名视障儿童做了眼科手术。今年1月，基金会理事们又到威宁、赫章两县开展大型筛查白内障活动，两天时间筛查出80多名白内障患者。得知民盟中央去年12月20日在贵州启动“明眸工程”、温州医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也已派出专家去当地筛查白内障患者，开展复明手术，“华福”就与他们联合行动，共同筹办这场慈善音乐会。

作为主要组织者之一，蔡小林忙得顾不上生意。演出前，有人向上面告状，说华福基金会是私募基金，怎么能在这里募捐呢？有理事问：“如果我的亲哥哥被演出感动了，把钱捐给我，我拿去救助白内障儿童行不行？”人家说：“那也不行！”理事们顿时“大眼瞪小眼，小眼不动弹”。蔡小林说：“只靠我们几个理事，钱不够呀！我们很想让全社会都有机会表达爱心。以前温州人是‘商行天下’，现在我们争取行善，还要让温州人变成‘善行天下’。这个要靠大家，人人有爱心，社会才和谐……”

最后，“华福”邀请了宋庆龄基金会作为“荣誉主办”单位，合办音乐会，没有人再来找麻烦了。蔡小林说：“宋庆龄基金会是中国最大的基金会，它也认同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宋庆龄基金会的理事长出席了这场音乐会，还拨款10万元，资助50名白内障患者复明。

温州富商、意尔康集团总经理单志敏并非基金会理事，但他此次也捐出30万元，可资助150名白内障患者复明。蔡小林本人捐出15万元，他分给朋友们40多张音乐会门票，可望收到捐助2万~3万元。蔡小林说：“我们是私募基金，基金来源必须是理事自己的钱。钱不够，就得扩大理事成员，靠理事的不断加盟来筹集资金。不管信仰如何，我都希望他能加入到我们的慈善事业中。我们华福基金会是零费用管理和运行，所有理事出差去四川、贵州，机票、住宿全部自理，基金会没有专职人员，临时帮助做事的人也不拿工资。在剧院门口发宣传资料的，是青年义工。我们想做真真实实的捐赠。”

喜乐是福

2007年4月，温州籍富商、奥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振滔成立了中国民营企业家中的第一家个人私募慈善基金会——王振滔慈善基金会。截至去年11月，王振滔已累计向社会捐款1.05亿元，他说：“也许某一天我退休的时候，我会把财富赠送给慈善机构。很多人都不理解，说你不可能，说说而已，我说，给儿子够用就行，这样才能让他们做更好的事情。其他的捐给慈善机构，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只有懂得回报社会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人。”

王振滔的财富观得到蔡小林的赞同。“商人到了这一步，会更深层地思考永恒的问题。我认为，人就像是一个容器，容器的价值与它里面的东西有很大关系。如果里面装的是宝贝，容器就变成了宝盒。每个人的财富有限，车子、房子是有限的，儿女也终将离你而去，这么多财富你要带到哪里去？所以一定要想到做最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你的心灵被外界事物控制，受到社会的诱惑，整天吃喝玩乐，想靠它们填满心灵的空虚，只能是暂时的，过后会更加空虚。”

“华福”基金会的理事们捐钱时，有人说：“因为你们是有钱人，才会捐。”蔡小林不认同：“捐钱多不多不能衡量你的善心大不大，要看你留下的钱多不多。你有1亿的财产，捐出100万，才捐了1%。如果你有10万元捐出9万，就捐了90%。”

其实温州也有很多穷人，有很多白内障患者需要帮助。蔡小林遗憾自己没办法成为商界领袖，因为他的事业不大，没办法“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地去帮助更多穷苦人。蔡小林有一子一女，他跟儿女说：“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也会把钱全都交给社会。”

那么，财富对子女意味着什么？蔡小林回答说：“过去我们是为孩子赚钱，现在会考虑到整个社会。孩子长大后要面临工作、家庭等问题，我有钱，可以买一套房子给他们。以后他们工作稳定，每月能赚几千元，生活就没问题了。如果他要靠自己买房，当房奴，可能一辈子都还不了房钱。我不想让孩子接我的班，因为鞋材这个行业比较辛苦，工人多，管理难度大，产品附加值低。但我可以为社会解决八九百个劳动力的就业，可以为国家创一点税收。我们小林鞋材连续五六年都是瓯海经济开发区的重点企业，在这个行业的名次也不错。”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幸福，一是喜乐，二是满足。”蔡小林说，“你赚了钱会高兴，但并不是所有钱多的人都能喜乐。最大的喜乐是舍。我也这样教导孩子。赚钱并不太难，怎么花钱却有些难。花钱意味着一种责任。你所有的财富都不是你的，你只是一个管家，要忠于职守，尽忠竭力地管理好、运用好财富。有了信仰，哪怕你今天没钱赚，明天就离开这个世界，生命也一样精彩。”

商战之外的心灵牧场

文 韦 薪(美国)

中国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每年的GDP都能维持8%或以上的增长，这是以前所没有见过的，值得国人自豪。然而激发活力的竞争并非不需要付出代价，改革开放固然改善了国人的物质生活，却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们更加幸福，因为生理需求只是人类诸多需求之一。

实现自我的悖论

美国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对人性的理解颇有见地，他把人的需求用一个五层高的金字塔来表达，从最底层到最高层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被爱需求，尊严与自尊需求及自我实现需求。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并没有满足人的全部需要。一个高度竞争，快速发展的社会让人们活在精神极度紧绷的状态中，除了生理以外的需要更不易得到满足。

譬如说，人们会觉得非常没有安全感，因为社会改变太快，人们害怕赶不上，并有随时失去工作的可能。过分忙于工作也使人没有时间满足他们爱的需求——年青人没有时间谈恋爱，有家室的人没有时间给自己的配偶和孩子，人与人之间更为膈膜，我们只能藉欲与激情的满足来代替爱的满足。

至于自尊，工业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失去自我，人们只是社会大机器的一个小螺丝钉。卓别林在1936年的经典之作《摩登时代》早就宣示了工业社会这一问题。因此很多人为了肯定自我，不惜不择手段把别人踩在脚下往上爬，或是掉进无休止的贪婪里，只不过是为了炫富，最终甚至身败名裂。

我曾向专业人员提供创业辅导，言谈中，常有中国工程师告诉我，他们在原公司产品中预留了一些“虫子”(bug)，以便日后夺取市场。他们想证明自己比别人有本事。这种满足感的追求，也就成为动力。但这就像吸毒一样，若钱不能继续赚下去，生命就失去了意义。这样的生活，已经失去制衡的力量，很不快乐。又如美国成衣业容许退货。一般退货率总在7%～8﹪左右。但这种政策若在中国推行，必定会造成严重的滥用，甚至有令企业倒闭的风险。

这样的社会也不一定能给人更多发挥自己的机会，因为在一个极度竞争的社会里，人们更不能付出犯错的代价。就以我最熟悉的IT企业来说，很少有公司会愿意让一个没有经验的员工去开发一个他没有把握的产品，而情愿让员工无休止重复他本来就做得熟练的工作，至于一天那个工种的需求消失，员工面临失业，那就与公司无关了。更糟糕的是，这样的社会生态无意中鼓励了人们唯利是图，凡事只从经济利益看，人被看为与机器一样的生产工具，进而为了赚更多的钱而不择手段。

另一种价值谱系

这似乎是市场经济无可避免的代价，市场经济的动力来自人的自利心，自私的心态如果不加以调节平衡，一定会产生弊端。马克思的批判因此是有道理的。如何才能减少或避免这些因为恶性竞争而产生的负面后果？一些已开发国家的经历或许可以为中国提供借镜。譬如美国，虽然她采用市场经济，提倡自由竞争，却能长期保持高度的生产力，尤其在创意产业方面引领全球。美国也有恶性竞争与其他经济问题，譬如说2001年Enron公司的诈骗案，2008年次贷风暴引起全球的金融危机，但是相对而言，美国的经济罪案比较少，而且在出错之后能够自我修正，人们一般对生活的感受也比较正面，它的秘诀是什么？

要理解这个，必须从认识美国的文化开始。西方文化的根源，一是从希腊、罗马承传的希罗文化，另一是因基督信仰而来的基督教文化。希罗文化为西方人提供了民主法治的根基，而基督教文化则为西方人提供了道德基础。后者对美国的影响尤甚，因为他们许多早期的移民是信仰最虔诚的清教徒，历史告诉我们，这些人同时也是最勤奋、生产力最高的一群人，他们的信仰与理念一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美国的发展。这种文化强调爱、服务与饶恕三个重要的核心价值，能平衡自由竞争的负面影响，

强调爱，让人在竞争的环境中仍然看重个人的价值与权益，做到真正以人为本。一般人对自我价值的衡量，在市场经济中都是把人当作商品考量，因此人的价值取决于才能、学位与财富。在这样的文化里，人不可能得到尊严的满足，因为只有少数的人能够出人头地。只有设立另外一种价值谱系，就是说，不管你的才干，地位与财富，你都是有价值的，这样，人才不必藉着不择手段的竞争来寻找满足、实现自我。

其实看重人，不只无损竞争力，常常更是提高竞争力的秘诀。以前我在硅谷办公司的时候就深有体会，一句嘉许的话，一个认可的眼神与拍拍肩膀，常常比加薪更能激励员工的士气，因为加薪只能增加人对生理的满足——譬如可以到馆子大吃一顿，或安全——譬如银行的存款多了若干，但是拍拍肩膀却能叫人觉得被爱与被尊重。

美国社会充满了成功却不自满、且能回馈社会的例子。耳熟能详的微软公司创办人比尔·盖茨在2008年把他所有的财富580亿美元全数捐赠作慈善用途，不留给自己的孩子；知名的高露洁牙膏的创办人威廉·高露洁把他公司30%的利润奉献作慈善用途。这些事例在美国非常普遍，在中国还不多见。原因何在？不管这些人的个人信仰如何，他们都受到爱的文化的影响，使他们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不沦为恶性竞争、损人利己的奴隶，能够把个人的成功升华，得到一个比较有意义也比较满足的人生。

这种工作观也不只是为了让自己感觉良好、出人头地而已，它要求人以服务他人为人生最高尚的目标。以美国的总统为例，每一个竞选总统的候选人都需要公开他所有的财产，当他当选总统以后，他的财产需要交给一个管理公司来托管，避免藉职位谋取私利，因此在政府里工作，不只在金钱上得不到好处，而且常常会带来损失，但是美国就有这样的“蠢人”，情愿放弃自己的事业，服务社会与国家。惠普公司的创办人，董事长兼行政总裁David Packard,就是在事业顶峰的时候，毅然辞去所有职位，担任里根总统的国防部次长，因为他们觉得服务他人更为满足。

这也能从日常琐事中看出来。在美国大部分地方，尤其是小城市，可以夜不闭户。车子在公路上抛锚，多数都会有人自告奋勇来解救。《读者文摘》曾选择10个大城市，用故意丢弃钱包的方式来测验人们的诚实度。结果有70﹪的人在拾到钱包后，会按着钱包中的电话号码通知失主。

美国文化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它承认人非完人，人性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因此容许人有犯错的机会，只要人能够从失败中学习功课，就能从头再来。这样的观念，能让失败者不至于死无葬身之地，能够“再生利用”，卷土重来，又让人与人之间多了一份包容与和谐。就以林肯总统为例，他经历了多次的生意失败与竞选失败，但是他却是美国历史上最优秀的总统。

中国人也有“大我”的观念，但近数十年来经过屡次波折，人心已冷。这可能是造成大家向钱看的因素之一。另外，东方文化虽然也强调做人的大道理，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孟子说人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善恶之心，是非之心”。但我个人观察，其出发点已经沦落到以个人和家族的利益为优先。中国人讲究的是“光宗耀祖”，也就是说，一切道德与是非的规范是建立在关系的远近上。

反之，西方虽然奉行个人主义，但也尊重他人权益，强调“要爱人如己”。这种价值观也影响了人的幸福感，即使遇见危机或困难，人仍然可以藉着信仰得着平安。不管是果真如此还是一种心理作用，对当事人而言是真实的，因此他们安全的需求也就得到更大的满足，能把注意力不放在抗争、埋怨上，而放在解决问题上。

溯本求源，这不只是一个受教育与否的问题，也不只是一个制度、法律的问题，更不是一个“主义”的问题。价值观背后的动力，才是关键。只有拥有以爱心为出发点的价值观，才能找到真正的满足。这种动力来自“傻气的执著”，来自对人类“打不倒的乐观”，来自“不灰心的爱心”；来自“一颗新的心”和“新的生命”，这生命带来了人生中的质变，而不只是量变。

一个民族的文化，如同一个公司的文化一样，能够对这个团体的将来有最决定性的影响。我可以断言，在国家与国家长期的竞争中，最后脱颖而出的一定是一个拥有最优秀、最高尚文化的国家。反之，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没落，通常是从她的文化没落开始，即使美国也不例外。